儒教文化（中国文化）

    基督教文化（西方文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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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依附宗教和科学

    中国的“文化”精神，洋溢于商周。夏王朝时，对“南蛮”征伐胜利后的行为是“子孙为奴，不夷于民”。①还看不出多少“文化”的模样。商周时，对于“渐为边患”的南蛮，明确提出了“束以文教”的政策，表明“文化”地位的确立。周成王“封熊绎于楚蛮”，“蛮夷皆率服”，②表明“文化”已进入到实施阶段。已经有了“分封”这样具体的“文化”行为。③也正因如此，中国文化的圣人孔丘才会说“吾从周”。

    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统治者的统治术。建立在中国农耕手段、家庭社会和宗法制度的特有环境下的统治，立足于“内外有别”和“防”的统治心理。“中州”虽自相征战，但仍视为统一的“中国”，④是“内诸夏”层面的统一体，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即“外四夷”形成鸿沟式 

    ①《国语·周语下》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②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

    ③此处仅指对“外四夷”的“文化”。  

    ④《礼记·王制》。 

    故而有“夷夏之辨”和“严夷夏之防”。汉以后，“中国”定于一统，儒教也定于一尊。“从周”的儒家学派升格为儒教，更强化了“内”与“外”的差别，发展为一种“尊王攘夷”的文化传统。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①被发左衽为四夷之俗，免此为幸，足见其“攘夷”观念。有人以为，孔子也说过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话，证明儒家并无“四夷”的歧视而有开阔的胸襟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“四海”者，《尔雅·释地》云：“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四海”。把“四海之内”的兄弟与四海的蛮夷区别开来，仍然是“内诸夏而外四夷”的翻版，仍然出于“尊王攘夷”的文化心态。②在儒家学派的推波助澜下，按汉制，“四夷”甚至不能内移中土。世界文化史上，凡高势能文化都能向低势能文化迅速流布，只有汉文化重内辑凝聚而少扩张开放。这就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化是“内外有别”的“防卫性”政治文化。托马斯·哈定说：“中国文化对于进入其环境内的野蛮人之同化能力是众所周知的，但是相反亦同，一出了这个环境界线，中国文化的热力学优势便告失落，其他系统便被证明为更有效益。”③确如其所言，历史上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，都“汉化”得最快最彻底，而周边的诸少数民族，便很少受其影响。如乌蒙山区的苗族，在古为“荒服”， ④到了近代，虽汉文化中心南移，虽也有了名义上的王制，语不同声，书不同文，习不同俗，心不同态，仍依然是为“荒服”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除了儒教文化的内辑凝聚功能特征而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即“入主”中原的少数民族已摇身变为统治者，而统治者需要儒教这种被证明在中国大陆上卓有成效的统治术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儒教是一种“政治文化”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儒教作为汉文化并非其本质特征，它虽是汉民族创造的文化，但也同样可为其他民族所用。儒教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却是最本质的特征。 

    ①《论语宪问》。

    ②以班固《东都赋》参证“四海”：“四海之内，学校如林，庠序盈门”。

    ③《文化与进化》第68页，浙江人民出版社.1987年版。

    ④中国古时候以“五服制度”来勾划汉文化圈，《国语周语上》：“夫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、卫宾服。蛮夷要服，戎、狄荒服”，杨慎《贵州志·序》说：“（贵州）在古为荒服”，即处于汉文化圈的边缘。

托马斯·哈定关于中国文化“环境决定热力学优势”的论断，其实在《中庸·章句》中便已自认：“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”。